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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任何一个规则都天然地禁止对自己调整范围的缩减，因为上位法制定机关之所以如此设定调整范围，其中自然蕴含了该范围不应被下位法减损的意思，除非另有专门授权。

而此前频繁出现于法院裁判中的原告具有特殊的法律上利益原告具有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权益等语词表述也都与保护规范理论暗通款曲。中国式版本吸收了新保护规范理论扩大根据规范、以客观解释方法为主、规范保护目的存疑时更多认可个人公法权利的核心要义，也揭示出如何调和事实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如何在复杂行政下将更多值得保护的利益纳入规范保护目的的难题。

案件裁判意识到这一问题，也尝试通过如下表述化解，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申请作为园舍的房屋未经竣工验收备案本不应投入使用，房屋安全性能是否符合办园条件尚需专业认定，申请许可时所依据的房屋所有权证显系伪造，联立公司在相关合同中有关房屋所有权证取得前开泰公司不得出租的约定未得到尊重。这种规范性使对个人公法地位的得出立于超越情景式考量的坚实基础，也使保护规范理论在行政作用效果日渐弥散，权利可界定性（Abgrenzbarkeit）渐趋丧失的背景下更凸显其法安定性的价值。考虑要求其实在此前我国的规范和判决中已现端倪。[27]在多项有关公法相邻权的案例中，法院大多都是仅将《城乡规划法》作为单一的引据规范，并由此直接否定当事人的原告资格，而与之相关的《土地管理法》《建筑法》《行政许可法》等规范则完全未进入法院的考察范围。联邦行政法院在此后的判决中确定，即使客观法规范并未以特别的方式就应予保护的邻人（Nachbar）范围予以规定，而只是以一般形式规定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决定时予以顾及或考虑，这一客观考虑要求就可成为肯定第三人（邻人）主观公权利的依据。

当某个潜在的法律依据既不是被告承认的行为依据，又不是原告据以主张权益的依据时，法院应保持审慎。但如果仅依赖规范性要素，在建筑和环境等新兴行政领域又极有可能因为忽略行政决定的放射性和环境影响的流动性，进而造成限缩原告资格的风险。根据司法解释释义中的观点，因诉讼标的采用法律关系和实体权利说，因此在裁判生效后，发生新的事实不一定导致产生新的诉讼标的。

既判力 引言 诉讼系属中的效力和判决的既判力属于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核心领域，但我国2014年新修正的《行政诉讼法》未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和效力作出规定。因此，目前务实的方法是，参照《行政诉讼法》第49条起诉条件的规定来确定重复起诉的客观判断标准。但如上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目的在于确立广义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日本的重复起诉禁止原则的内含存在差异。根据旧诉讼标的理论，诉讼标的是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或者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

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632页。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违反了前一诉讼的既判力，同样要结合前一案件中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理由才能确定。

当事人在案件诉讼系属中，不得针对同一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再次起诉或者向其他法院起诉。[33]因目前行政诉讼主要是针对行政行为的诉讼，用行政行为替代诉讼标的作为判断重复起诉的客观标准，无疑可以为大多数案件提供明确的判断指向。[29] 同前注[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书，第506页。法院的裁判内容不仅包括判决主文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同时也包括事实认定和判决理由中对法律争点的评价。

《行诉法解释》第62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在具体的个案中，如果通过行政行为即可以确定所争议的案件事实和案件的客体，在判断重复起诉时，也可以同一行政行为一行为一诉作为判断标准和裁判理由。《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25] (二)客观标准：诉讼标的之同一性 根据《行诉法解释》第106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判断重复起诉的第二个标准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二)适用例外 一事不再理原则在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同时，维护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但是，用行政行为作为判断重复起诉的客观标准，虽然简洁明确，但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同一行政行为可能产生多个诉讼标的，尤其是具有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和第三人均有可能提出独立的诉讼。

具体而言，根据一分支说的观点，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是同一概念，根据二分说的观点，诉讼请求与生活事实属于诉讼标的之共同构成要素。……(9)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申请重新启动行政程序的对象不仅限于负担行政行为，同时也包括授益行政行为，如提高或变更授益内容或者改变授益行为的附款等。从诉讼的阶段来看，原告提出的新的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属于诉的合法性阶段审查的问题，需要根据法定的起诉要件进行判断。行政机关颁布内容相同的行政行为会使先前判决的既判力落空，这在事实上有违既判力的本质和其创设和平的功能。[35]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2819号。在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中，以案件事实代替诉讼标的，从而以当事人同一、案件事实同一、诉讼请求同一作为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在前案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案涉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原告增列被告后再次起诉，并不影响对其起诉属重复起诉的判定。

[18] 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174页。根据《行诉法解释》第81条第2款之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对改变后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改变后的行政行为进行审理。

因此，建议用案件事实代替诉讼标的，并以案件事实和诉讼请求并列作为判断重复起诉的客观标准，由此也可以避免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张力。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行政诉讼判决效力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6CFX020)的阶段性成果。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1条第1款之规定，行政案件自法院登记立案时起，即发生诉讼系属，转入审理程序。[48]《行诉法解释》对于因事实状态发生变化，仅在撤销诉讼的情形，赋予相对人再次起诉的权限。

[1]基于此，2018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106条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的规定，确立了行政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标准。新诉讼标的理论认为，诉讼标的是诉讼法上的概念，应与实体法彻底分离，其主要有二分支说和一分支说两种观点。在民事诉讼中，将诉讼标的理解为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简便易行，法院审理范围十分明确，诉讼程序秩序稳定，当事人攻击防御目标集中。《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在德国，重复禁止效是指禁止对前一诉讼程序的诉讼标的进行再次审理和判决。否则，后一诉讼不合法而应被驳回。

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在高某某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再审案中认为：当事人可否再次申请再审，应结合被诉争议裁定的法律性质、新判决的内容及尽可能防止循环诉讼等因素予以考虑。比较而言，采用前一种方式既可以消除司法解释条文之间的概念冲突，明确区分诉讼系属与既判力的效力，也更加符合新司法解释的规范目的，有利于行政诉讼制度向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17] 我国《行诉法解释》第106条使用的重复起诉这一概念的内含不同于日本和德国诉讼法上使用的概念。其一，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同一性判断标准。

[28] 同前注[2]，沈德咏主编书，第635页。[29]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释义中并未进一步说明什么是行政诉讼标的以及行政诉讼标的该如何确定。这些差异导致行政诉讼标的与民事诉讼标的存在不同的识别标准，直接借用民事诉讼法上的概念在具体适用中会产生障碍。但对于再审申请被驳回或者再审后作出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能否再次提出再审申请，《行政诉讼法》和《行诉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

在行政诉讼中，既判力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一事不再理，亦即重复禁止效，其旨在阻止当事人在裁判生效后针对同一诉讼标的再次起诉，从而排除与前诉产生相同既判力的判决。[51]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法典性质的行政程序法，对于行政行为的存续力以及例外缺乏具体的规定。

如果当事人基于相同的案件事实，提出相同的诉讼请求，就可判定构成重复起诉。因此，相对于重复起诉禁止原则，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语境下，使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这一概念更加准确。

在这一判断过程中，基于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原因，都可能导致错误或者不公正的裁判。[5] Vgl. Kurt Schnellhammer, Zivilprozess,15.Aufl.2016, S.61. [6]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18, Aufl.2018, §152 Rn.1,6. [7] 参见张旭：《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再思考》，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